北京城管执法局聘请3位法学家做城管法制专务，参与城管执法决策活动，本来是城管加强法制建设、促进执法水平的一件好事，可有人把此事说成是“官学勾结”（见《浙江法制报》10月10日7版《法学家介入城管执法并非好主意》一文，作者郭松民，以下简称《郭文》），令人惊讶。
　　自1997年北京宣武区成立城管执法局以来，此项以“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”命名的执法制度实施迄今已逾十年。据了解，目前全国有两千余大小城市实行综合执法制度。且不说这些城市的城管执法权是如何依据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，由国务院或省级政府批准取得的具体法律依据和过程，单说十多年来许多城市都以地方立法的方式进一步加以肯定，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已通过了《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条例》，而《郭文》却开篇就说城管究竟有没有执法权还是个“颇有争议的问题”，这是笔者惊讶之一。
　　令笔者更为惊讶的是“郭氏逻辑”。《郭文》认为，因为法学家拿了专家咨询费，“结果当然是城管们合法的行为是合法的，不合法的行为也合法了”，所以是“官学勾结”。聘请法学家做城管法制专务，相当于某单位聘请法律顾问，这是当今社会各界普遍存在、十分正常的一件事，但按照“郭氏逻辑”，岂不是说如果政府花钱聘请法学家为顾问就是“政学勾结”，企业花钱聘请法学家为顾问就是“企学勾结”了？
　　城管运行十多年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固然发生了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，但实事求是地说，城管的主流是应当肯定的。对城管的问题，首先需要会诊才能拿出解决的药方。会诊是多方面的，聘请专家会诊是其中方式之一。连人家聘请了几位法学家做顾问，都被指责是“官学勾结”，是“最糟糕的”事，是不是有些过了？